第六十七章 太平天子 下-《铁血魏晋南北朝》

    上回说到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,对帝国的国策进行战略转型,全面停止战争,勤修内政,而首先做的就是重拾人民宗教信仰,并借助佛教平复人民情绪,稳定社会结构。

    在解禁佛教以后,拓跋浚还大力提拔汉族官员,提升北魏帝国官僚机构的管理水平,通过儒家思想治理国家。

    在拓跋焘后期,曾经发动过“崔浩案”,把崔浩所在的崔氏家族以及许多汉人望族连根拔起,狠狠打击了汉人在北魏官僚体系内的势力。我在“星落平城”这一章中曾分析到,归根结底,还是崔浩在汉人争取在北魏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的运作中,走的太过激进,导致北魏朝廷鲜卑贵族的反击,拓跋焘是个政治生物,权衡利弊后才对崔浩为代表的汉人官僚集团痛下杀手。

    但国家要治理,就需要大量人才。在拓跋浚执政期,就不得不再次重用汉人,为帝国效力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高允。高允当年就和崔浩一起修《国史》,和当时太子拓跋晃的关系很好,崔浩被判死刑之时,高允还在朝堂之上跟拓跋焘据理力争过,在拓跋晃力保下才免遭遇难。不过从另一角度讲,高允当时也是位微言轻,拓跋焘没感受到高允的威胁,所以也就放了他一马。在拓跋浚一朝,高允被重新启用,被提升为中书令(宰相级别)。拓跋浚十分器重高允,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,而不叫他的名字。

    士为知己者死,高允也尽心尽力为拓跋浚在治理国家中出谋划策。史载高允喜欢直言相谏,朝廷内有什么举措不得当时,高允就立刻求见拓跋浚。而拓跋浚总是屏退左右侍从,单独一人和高允商谈。有时,从早谈到晚,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。高允说话有时言辞激烈、切中要害,拓跋浚听不下去,就命令左右侍从先把高允搀扶下去休息,但他始终对高允很尊敬。

    一次,有人直接上书,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,文成帝拓跋浚看完后跟大臣们说:“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,父亲有错,儿子应该不会把过失写在纸上,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,而会在偏私之处和父亲面谈,以保全父亲的颜面。臣下侍奉君主,又何尝不是这样?君王有过失,臣下不能当面陈说,反而用上书的方式进行公开劝谏,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,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吗?像高允那样的人,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。朕有了过失,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,甚至有些话,朕已经难以接受,但高允并不回避。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,但天下人却不知道,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忠心吗?”

    拓跋浚一席话,其实道出了政治生活或者说职场生涯的真谛,在和老板对话时,应该做到意见到位,但一定给老板留足面子。这可不是所谓的职场“厚黑”学这么肤浅,《淮南子》有云:“恃亲而不恭”,在帝制的社会中,如果不加强帝王的绝对权威,其行政效率必然下降。看现今的美国社会,应该算是比较平等吧,但在美国军中,军官和士兵就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,这种等级制度的划分,就是使士兵对军官产生一种敬畏,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才能做到令行禁止。职场中的企业管理也遵循着同样的原理。

    有人会说魏征和唐太宗不是这个理论的反例吗?其实这是大家对于这对君臣片面的理解。魏征原是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谋士,玄武门之变后,李建成被杀,魏征本求一死,但李世民并未杀他,而是把魏征收为己用。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微妙,李世民政变上台,很想修改自己在后世中的形象,于是对于“魏征”这样政敌阵营中的标志性人物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“宽宏大量”,你越是骂我,我越不杀你,“魏征”就变成了李世民的一块荣誉勋章。当然,这种“勋章”只有魏征这样没有政治号召力的人才担当的起,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嗣,也就是李世民的侄子们,这位唐太宗还不是拉下脸来杀了个干净;对于魏征来讲,一开始应该是想通过骂李世民来求一死,从而给旧主李建成殉葬,以保全自己忠义之臣的气节,后来李世民治理下的王朝蒸蒸日上,魏征死意渐去,其“直言进谏”的风骨中确实隐含有“沽名钓誉”之嫌。李世民和魏征这对君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,试想魏征如果面对的是李建成的话,应该不会如此“出言不逊”;而李世民治下也只有一个魏征,其他大臣又有谁敢如此不顾及李世民的面子而“直言进谏”呢?

    所以,拓跋浚讲述的观点,才是维持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,拓跋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不断用汉人的思想和治国理念武装自己,小心翼翼地治理着国家。

    除了礼佛和重用汉人外,拓跋浚还依法治国,惩治贪官污吏。拓跋浚增设内外候官,专门负责监察内外官员,对于违犯有关禁令的官员,则严加讯问和惩治。各部门官吏贪污二丈布帛便要处死。又增加律令七十九章,满门诛杀的刑罚有十三种,大辟罪三十五种,徒刑罪六十二种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,拓跋浚还深入司法第一线,亲自受理案件,使帝国法律和改革措施深入贯彻执行。《魏书》记载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贪赃没有节制,平民马超指责许宗之,结果许宗之把马超活活打死。事后,许宗之害怕马超家里人告状,就上书皇帝拓跋浚,说马超诋毁、讥讽朝政。拓跋浚说:“这一定是虚假的。朕为一国之主,怎会惹恼马超,使他对我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!一定是许宗之自己害怕被告受罚,从而先行诬陷马超。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查,果然是这样,于是许宗之在城外南郊被斩首。

    我们姑且不论许宗之是否冤枉,如果史书记载不错,许宗之身为一州刺史,打死一个平民,居然会因害怕而率先写信给皇帝诬告马超。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北魏拓跋浚当政时,人民如有冤屈,是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告状的,并且皇帝的执行力还不差,基本可以当包青天使,否则许宗之就不会因此而害怕了。

    当然,在拓跋浚推行他的施政理念时,优秀的官员也是必不可少。我们上面说的高允就是个清官的典型,他为官几十年,家里依旧贫困,高允还经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。还有拥立拓跋浚上台的功臣源贺,拓跋浚要赏赐他,源贺却说:“国家四处未靖,我怎能随便拿国家财产?”最后在拓跋浚强烈要求下,源贺只拿了一匹战马。源贺的反应,虽没有霍去病“匈奴未灭,何以家为”的豪迈,但也显示出忠心为国的拳拳赤子之心。拓跋浚能有这样一帮大臣为其驱使,却也是北魏帝国的大幸啊。

    在国际上,由于北魏帝国收敛了锋芒,勤修内政,其他国家谁又会闲着没事去招惹这条国际巨鳄呢?

    柔然汗国在拓跋焘年代被打趴下后,再也没能大举进犯北魏,几次小规模摩擦,也被北魏边防军击退了事。拓跋浚也曾经大张旗鼓地北征了一次,不过那只是一次国际大阅兵,向柔然展示武力罢了。柔然远远避开,拓跋浚刻石记录而还。不过两国在西域还是在不断角力,虽然北魏对于西域有鞭长莫及之感,但和西域各国联系一直没有中断,遏制与反遏制的外交工作一直在进行着。

    南方的刘宋帝国,在拓跋浚时期,正值武帝刘骏在位(参考“昏君辈出”),他忙于铲除异己的内战,北魏不趁机南下已经烧高香了,又怎会主动挑事?双方只是象征性地在边境有点小摩擦,又立即言归于好,而“新常态”则是经常遣使聘问,一片太平景象。

    在国内政治导向的转变以及国际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双重作用下,时间也似乎流逝的飞快,而拓跋浚这个太平天子也渐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。公元465年夏5月,拓跋浚英年早逝,病逝于平城皇宫中,年仅26岁。

    高宗拓跋浚在北魏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君王,拓跋焘时期由于连年征战,帝国已经不堪重负。拓跋浚上台后,适时地把国家扩张的速度控制下来,勤修内政,为帝国再次爆发积聚了力量。拓跋浚其实在帝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其曾祖拓跋嗣有些相像,一张一弛,文武之道,如果拓跋浚死后的继承人又是个拓跋焘式的人物,北魏帝国很有可能一举统一全国,但历史给这个出身于茫茫大兴安岭的鲜卑部族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一个女人的出现,使得北魏帝国政坛充满了变数。

    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,乌云笼罩在平城上空,暴风雨就要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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